关于鱼凫国的覆灭，古籍中的记载极为简略，仅寥寥数语便带过。例如《蜀王本纪》有云：“鱼凫田于湔山证券配资风险，得仙，今庙祀之于湔。”《华阳国志》也记载：“鱼凫王田于湔山，忽得仙道，蜀人思之，为立祠。”另一个版本的《蜀王本纪》（见《御览》卷八八八）则说：“（鱼凫）王猎至湔山，便仙去，今庙祀之于湔。”这些简短的文字，为后世的学者与文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。因此，学界有种种推测与演绎。有人认为，三星堆正是鱼凫王的都城，而鱼凫王的王朝则被杜宇所灭。还有学者在作品中引用邓廷良先生《丛林战舞》的叙述，描绘了鱼凫王国灭亡时的悲壮景象。他们设想：来自蜀地以南朱提的杜宇王，趁鱼凫国举全国之力北上伐商之际，挥军入蜀，仅用不足一月便兵临三星堆下。城中鱼凫族的将士在三座巨大的黄土祭坛上燃起燔燎，祭祀天地祖先。数十头自西南商道进贡的巨象被尽数宰杀，以犒劳决心与社稷共存亡的将士。随之，象牙与国之重器——纵目青铜大面具、青铜神树，以及成堆的玉璧、贝货珍宝，统统投入烈火之中。最终，鱼凫王与其族人沉没在血与火的清晨中。此情此景，若作为文学描写可谓震撼，但若视为史实，则难免疑点重重。
展开剩余76%实际上，关于湔山的位置，已有学者考证在灌县境内白沙河一带。如果所谓“王猎至湔山，便仙去”，并未到过三星堆，则那场所谓的殊死之战便无从谈起。我倾向于认为，三星堆应是杜宇的都城，而非鱼凫的都邑。因此，鱼凫王与杜宇大战于三星堆的说法，并不成立。
关于鱼凫国因北上伐商而被杜宇乘虚而入的问题，也存在疑问。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了伐商的誓师，提到庸、蜀、羌等部族，但显然是以“人”的身份出现，而非国家的整体参战，因此“倾精锐北上”的说法并无确证。有学者引用《四川通史》年表，称“周师伐鱼凫氏之国，克蜀”。但结合《逸周书》中“新荒命伐蜀”的记载可见，西周军队不过五日便班师归来，这在地理与军事层面皆不可能是远在成都平原的蜀国。杜宇若真自朱提渡江北上，沿途尚需征服众多濮族小国，还需结盟与教化，不可能短短一月便抵达三星堆。这说明“鱼凫亡于杜宇”更像是一种后世的文学虚构。
那么，鱼凫王所谓“仙去”，究竟源于何因？我认为，这与蜀人和当地土著濮人之间的长期冲突关系密切。蜀人自岷山南下，为求生存空间，必与土著争夺土地。这种情形颇似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。蜀人虽具备先进的青铜器文化，但“蜀民稀少”，在成都平原土著占多数的背景下，终究难以持久。于是，他们被土著势力逐出，便有了“仙去”的说法。这一回，他们不是退居深山伺机复出，而是真正的国破民散，被迫顺岷江南下，辗转温江、犍为、泸州，甚至川东，皆留有他们的痕迹。
鱼凫国的灭亡，还可能与其参与伐纣直接相关。史载周文王十二年（公元前1026年），姜尚曾派使者入蜀，联合鱼凫及巴濮等部落，共谋伐商。蜀人与殷人宿怨已深，因此乐意出兵助周。然而，蜀人在北上之后，国内空虚，濮人遂趁机反击，鱼凫王朝因此覆灭。其余参战的蜀武士虽无国可归，却在牧野之战中立功，被周人赐封为“伯”。鱼字旁特加“弓”，或正象征他们是蜀中武士的后裔。此后，他们留居中原，形成了“强国”，虽南界一度至嘉陵江上游，却再也未能返回四川盆地。
1999年，我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所见，出土于茹家庄等地的青铜器，既有殷商中原的风格，又保留着蜀地的特色，诸如鸟、象、鱼、龙等装饰，与三星堆青铜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由此更能确认，鱼凫余部在中原留下了血脉与文化痕迹。周武王甚至将井姬嫁与其首领，以稳固关系。这一切，都印证了鱼凫国破后，蜀人转战他乡的历史轨迹。而成都平原的重任，最终落在杜宇部落身上。
这段历史，虽因文献简略而多有争议，但从传说、青铜器遗存与地缘逻辑综合考察，可以看出，鱼凫王朝的覆灭，与其参战伐商及土著反击关系极大。杜宇之说，更多是后人想象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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